俾斯麦（一译作俾士麦），1815年出生于普鲁士的一个贵族家庭，1898年去世。俾斯麦是世界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1835年俾斯麦从柏林大学毕业，1862年开始出任普鲁士宰相兼外交大臣。在任期间，俾斯麦凭借着其超人的才能和胆识以及强硬的武力政策，最终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堪称是德国历史上的一大强势人物，当时即被世人称为“铁血宰相”。而其在位期间所采取的“铁血”政策，深刻地影响了德国和欧洲的历史。
像俾斯麦这样一个在欧洲政坛上纵横驰骋、所向披靡的历史强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必然是一个对世界各国的大势洞若观火，有着极为敏锐的直觉的战略家和预言家。近读“全盘西化”理论的始作俑者陈序经先生的旧作 《中国文化的出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方才得知，对于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与日本两国的向西方学习运动的成效，俾斯麦就曾经有过一段十分精到的分析和预测。他说：“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因为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的，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了回去就算了。”
众所周知，发生在中国晚清同治、光绪年间的“洋务运动”，开始于弹压太平天国“洪杨之乱”，由朝廷上下一批较为开明的满汉官员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等所发起。其主要内容是从欧洲列强购买枪炮和兵船开始，尝试建立起中国自己的近代化海军，并围绕近代化海军的建设，相继在各地开办起了一系列军用企业。随后，诸如厂矿、铁路、航运、电报、新式学堂，乃至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等事业也都风风火火地举办起来，从而掀起了中国第一波现代化的热潮。
应当说，“洋务派”发起的这些向西方学习的举措，在30年左右的时间内，的确收到了显著的成效。自最终平定太平天国之乱起，大清国的国力开始得以迅速恢复。一向以大陆国家自居的“天朝大国”，倾注大量物力建设起了以“北洋海军”和“南洋海军”为代表的强大海军。19世纪70年代，中国在同欧洲列强法国的局部战争中，还破天荒地首次在战场上取得了不小的胜利。种种迹象表明，史家所谓的“同治中兴”，绝非一句戏言，而的确曾经是发生在古老中国的现实场景。
与中国的洋务运动相比，日本的“明治维新”大约晚了将近十年左右的时间。但是，日本的自强运动先天就比中国来得更加彻底和决绝。19世纪中叶，日本人在被美国的军舰轰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之后，其精英阶层迅速认识到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这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古老的文明遇到了西方近代文明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日本与西方的差距，绝对不仅仅只表现在“器物”层面，真正的差距是在两种不同的制度和文化上面。因此，和中国的洋务运动一开始只注重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先进武器、舰船不同，日本的明治维新所关注的范围绝不仅仅只是“器物”的层面，而是更加注重向西方学习其政治制度和文化。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时日本的精英人物福泽谕吉甚至提出了“脱亚入欧”的激进口号了。
对于几乎同时发生在这两个东方国家之间的这场旨在学习西方的自强运动，自然逃不过身为世界政治家的俾斯麦的“法眼”，也不能不引起他研究的兴趣。他虽然没有亲自到过这两个东方国家具体考察，但是一向有见微知著本领的他，通过中国和日本派向欧洲学习的人员的不同作风，终于看出了两者之间的本质差距，从而认定日本人的自强运动彻底而坚定，肯定要比中国人仅仅满足于表层意义上的“缝缝补补”要管用。而这两个国家的竞争结果，也就不言而自明了。因此，“铁血宰相”俾斯麦才有上述大胆的预测。
应当说，俾斯麦做出这样的预测，在当时的欧洲大陆是需要有一定的勇气和眼光的，因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