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白崇禧之子，一九三七年生于广西南宁。一九五七年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一九五八年在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金大奶奶》，一九六〇年与同班同学创办《现代文学》杂志。一九六三年入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一九六五年获硕士学位后赴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校区任教。著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长篇小说《孽子》等。
赴台之前，我和白先勇先生在越洋电话里长谈。听说我从未到过台湾，白先勇先生细心叮嘱注意事项，热情推荐采访对象。后来听了我的赴台时间，便说：“我到时正巧从美国到台北，我要请你看《玉簪记》。”我笑道：“您已经在苏州请我看过了。”“不一样，台北的舞台更好！”
赴台后，听说白先勇先生正在忙《玉簪记》的事，不敢打扰。恰巧廖志峰先生打电话给白先勇先生时提到我，他又说：“我要请李先生看戏。”第二天我打电话给白先生：“票源太紧张，不必再请我看戏了，不如约个时间谈谈文学。”“对呀，我们从来没有谈过文学。”一对彼此的时间，真正见面却在一个月后。白先生的住处客厅一角挂有白崇禧将军像，另一角则是昆曲人物的模型。白先生正在致力撰写的传记作品《仰不愧天 白崇禧将军传》，充分利用回忆、口述、信件、演讲稿等第一手材料，力求使自己的史笔不同于才气纵横的小说写法。其间因热心推动昆曲之故，数度耽搁。
我们的话题从台湾大学外文系说起。我在纽约访问过夏济安先生的弟弟夏志清，对当年台大师生风云际会的旧事不觉神往，再听白先生重温历程，更叹惜夏济安英年早逝。白先生则问起我对梁实秋、陈之藩、余光中、琦君、林海音、林文月的看法。
细说台湾文学，一甲子的光阴恍如昨日。白先生说：“如果以后要写华文文学史，从一九五〇年代到一九八〇年代，这一段是台湾文学最重要的时代。而中国大陆从一九四九年到 文革 结束，那一段的文学基本上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从文学的角度来说，缺少重要作品，刚好台湾文学填了这个空。在保留某种传统的方面，台湾不见得做得好，可是至少有一种延续性，不像中国大陆起伏太大。现在中国大陆正在恢复，要花好大的工夫。”
我问：“一九四九年之后，台湾成长的作家中，有哪些人的作品值得重视？”白先生道：“有些还不能盖棺论定。我觉得在台湾文学史上，可能至少有几篇东西可以留下来，像王祯和过世了，我觉得以后会给他一定的地位。还在世的，陈映真有些短篇小说的确写得好，王文兴的《家变》是很奇特的一本书，陈若曦的《尹县长》、欧阳子的一些心理小说，台湾文学史上都应该有他们的地位。”而谈起后辈作家，白先生笑道：“青壮年的一群，写得很好的，像朱天文、朱天心、张大春、骆以军，产量很丰富。中国大陆就好像一大堆，听说一年有一千部小说，我都来不及看。”
一九五六年，白先勇考入台南成功大学学习水利工程，一九五七年重新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一九六三年，他到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从事创作研究，一九六五年获硕士学位，此后长居美国。虽然与台湾文化血脉相连，白先生生活最长久的地方却是美国。在文学创作上，他的眼光始终关注中国人。他说：“我的很多小说都是在美国写的。但是《台北人》看不出是在美国写的，没有美国味，是回忆的东西。《纽约客》当然讲跟美国的那种关系，其实我还没有真正写到美国，我顾中国的历史都还来不及呢。美国也有好多故事可以写。”
去国多年，白先生依然深抱中国情怀，谈到台湾的族群关系，他说：“当年我们《现代文学》杂志有一群人都是台湾作家，我最好的朋友都是台湾人，没有省籍之分。台湾人哪个没有外省的亲戚，外省人哪个没有台湾的亲戚？通婚那么久了，都有这种关系的。也不能说本省人和中国大陆没有感情，追溯起来老祖宗又在漳
